-- 作者： 湘巴佬 -- 发布时间： 2004/06/05 09:54pm 中国自古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在政治地位上，从来商人就不能与政权接近的。以农为本的帝国是用武力建立的，由中央集权的官僚进行统治。以士大夫为核心的统治延续了几个世纪，这期间连武士阶级也被排斥于政治权力之外，除非发生了 *** 为例外，远在宋代(980-1276)，特别是十二、十三世纪的南宋时代，帝国就给儒家商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海外创造财富以增加帝国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就使商人得以努力提高其社会地位。延续元朝类似周观达的商人出使活动，宦官郑和下西洋的规模，空前绝后，他的任务介于贡、使之间，可以说成『帝国的商贾』。 公元1500年以前的华人海外活动 唐代，外商之多，足以在广州形成其社会集团『市舶司』已经见诸史载。当时主要的海上市集，来自海南岛与安南间的云屯洲，云屯洲接近中古城邦占城，十世纪后占城逐渐取代了云屯洲的海上市场。十世纪上半叶两个王国“南汉”和“闽”，当时进出的港口，除广州之外，还有福州和泉州。后来泉州超过福州而成为最主要港口，1127年以后的南宋，朝廷享有从泉州市舶司敛取的税收，这使海外贸易更为迅速地发展起来。因此，在十二到十五世纪，航海技术迅速发展，更使元朝的海军能于十三世纪末远征日本和爪哇，同时期，元朝还曾三次远征占城，却被宋朝连合安南打败，安南归服明朝后，政治的安定，使郑和得以在印度洋上进行今人瞩目的远征。郑和停止下西洋后，官方对私人的海上贸易的反对态度终于改变，使得无论是船队、造船者、船长或舶手与都在致力这种洋洋大观的冒险。 就在上述背景下，福建，特别是泉州港在十三、十四世纪时成为外商云集的主要中心，十五世纪初，其时正值朝廷的海外贸易政策发生剧娈，海禁发生于元末(1368)明初洪武朝(1368-1398)。新政策规定海上贸易仅限于外国进贡使臣，而禁止中国人作航海旅行。因此，海外只余下两个商人社会存在；其一在爪哇东北海岸，另一个在苏门答腊的巨港。前一个被说成是伊斯兰教的，可能是以前定居泉州或其它中国港口的外国伊斯兰教徒，他们已经汉化了，后因明朝政策有变，只好在公元1368年以后移居至爪哇去继续经营。 产生朱洪武做出海禁决定『寸板不准许下海』，一般是以倭寇骚扰沿海引起，事实却可能是互为因果，海上方国珍乃元朝海上运输的官员，方国珍对元朝叛服不定，元朝屡次招抚，越叛爵位反而越高，朱元璋屡召不理甚至同张士诚等争霸，迄洪武登基始归服明朝授官赐第，其部下有不从者，勾结日本浪人『倭寇』为患沿海。洪武初明仍设三市舶司，造海舟游弋巡戈遣僧使日，和日本进行的朝贡贸易，1381年（洪武七年）朱元璋四次开因噎废食的禁海政策，罢市舶司，出发点并不单是垄断贸易，还禁绝元朝的官营『斡脱贸易』，仅有与日本之间的『勘和贸易』，私营海外贸易其实并未中断。 十四世纪末，在海外只短暂逗留的中国商人的人数大大减少。但对那些身处海外未能及时回国者，以及对那些忽视禁令仍继续进行海外贸易而不得不无限延长其在国外的居留者，禁海政策迫使他们在当地结成更为稳定的社会集团，甚至永久居留下来。禁令的严格执行，使到海外去从事贸易的华人逐渐稀少，而多数居留海外的华人则被迫在那里组成社会集团。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燕王朱隶忽然派遣郑和统领他的舰队于1405(永乐三年)到1433（宣德八年）年间进行了他的伟大航行，这次的单一事件动机始终扑朔迷离，结局也和朝贡贸易一样的忽然划下句点。许多研究郑和的人想要明暸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以『寻找海上丝路』是最新的结论，不过要研究动机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在明朝远征安南的战争过程中，不见诸史料记载的除了明史，还包括越南的文献记载，但是有足够证据显示郑和下西洋第一站就是占城，七次中有五次停留，尤其第一次来回程都在占城停留，然后『置郡县而还』，（详见『郑和因何下西洋』）征服同时连续七次下西洋通贸，这一点证明燕王的『靖难』不仅为皇位争夺，还有着更大的企图和野心，还有什么理由，让『南京守备』大规模出洋，比支应五次征漠北更为重要，1405.5月郑和首次出航，1406年朱隶下召迁都北平，1406,12月郑和抵占城，1406,6月抵爪哇，1406,7月明征越，1407年六月明置交州，1407,7月郑和返航，1421年正式迁都，下西洋的使臣贸易与远征漠北 、迁都同时发生，于是从整个明朝面对的处境，去看郑和事件因何发生更为清晰。 至于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在宣宗时期，以后宝船焚毁，资料湮灭，看来像是忽然停止征服的壮举。除了儒官的反对腐败并向宦官夺权，另一个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掩盖掉中国农业经济，当时处在临界的十字路口，也就是是说『中国不可能既维持一个农业社会又和北方的对抗。』要不就是和北方妥协，要不就是另开海上丝路，维持对抗北方的的兵饷来源，从燕王将京城从南京迁往北京，图谋百年的历史大事来看，南京成为一个对抗北方的后勤补给留守，郑和像是一个向西方派遣的海上骆驼商队，而儒家正苦于宦官当政，并不知道从另一个海上观点去支撑帝国的经济，仅是从农业的草原经济思维，因此人亡政息，在漠北远征结束之后，实在看不出下西洋的需要，也就终止了，直到清朝干隆时期，儒家官员仍然坚持，中国不需要和西洋贸易。 郑和远征结束后，朝廷即决定不再派遣舰队西航，但是出乎本意的是，这种远征是在私人的海外贸易已被摧残，商人的后代继续其海外贸易备受威胁的时期，由于缺乏正史记载，使得郑和下西洋被视为历史的单一事件，这个单一事件竟使更多的中国人，受到海外贸易是致富机会的鼓舞，加上汪大渊、马可波罗等中西方航海家的海路交通报导，越来越多地广东、浙江、江苏、甚至安徽的庞大而活跃的商人集团合作，在内陆组织私人贸易。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农业劳动力的供应从来不被怀疑，宗族思想组织严密，加上儒家礼教与政治紧密配合，构成一个超级的土地开发政权─中国，当北方人口急剧增加或遭遇天灾战争时，必须由南方供输粮食物资，若发生全中国的灾殃，他们只能依靠大海把从长江和珠江三角洲购来的粮食运回，方国珍就是元朝的海上运输力量，因此，明朝的锁国政策实际上不可能维持下去，这种政策的实施曾经消灭中国沿海的违法混乱状况，但安定反使得人口和需求都迅速增长，这给沿海中国人，特别是闽南人增加了压力，诱使他们追求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并设法规避贸易禁令。而且，中国的繁荣又鼓励了更多的外商到来争取中国市场，当中越来越多外商对伪装为进贡使臣感到不耐烦，他们也在想方设法在欧洲人东来之前，与华商在各港口的城邦社会构成一道连锁，支持着东亚和东南亚人民努力争取日益兴旺的贸易，这种贸易的迫切需要真相，却被中国的儒家官员耽误下来。 明朝改变了政策，1368年以后官方的扶植停止了，商人是在法律保障以外挣扎求存、自力更生的。许多闽南人选择了低姿态，甘愿充当侨居商人。他们面对西班牙帝国的威力毫无办法，而事实上，许多人并且成为西人扩张贸易的助手。另一方面，在菲律宾的华人对中国的经济则贡献极大，他们成功的贸易给中国带来大批的银元，他们的企业引进了新世界的作物如马铃薯、玉米、花生和烟草等，这些作物对他们故乡福建全省赖以生存的农业起到了改良作用，这是起码而有限的外贸益处。 帝国土地资源已经耗尽，人口已经突破临界点，必须摆脱依靠农业的经济和政权结构，但是传统士、农、工、商的顽固思维，并没有被颠覆，南方理学家的主张没有被主流接受，郑和带回的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并没有被儒家接受，反而当作毒害邪说烧毁，南方已经没有能力支持北方的军备需要，必须另辟民生财源，但虚假的农民生产量不断的虚报京城，为了支应永乐帝的北方战争，假朝贡伪装的公营贸易，被郑和所替代，以便聚敛民间力量『富国强兵』，然而却对整体经济毫无帮助，反而落入官员『腐败』的口实，等到新的皇帝即位，往往同情百姓的艰苦，朝廷官员终于找到一个反扑宦官夺取政权的机会，当然停止海外贸易的活动后，对北方的战争，也就从防御变成结束了。 清朝来自关外，对北方元蒙古及新疆的了解较深，入关之后稳固三藩同时，对西北的征伐极为积极，等北方统一之后，便开始削藩，这样的中国『统一』等于将『北方的对抗』因素解除，最后就剩下台湾郑成功的反清复明问题，当时清对越南则是从未动干戈的，甚至越南阮朝南北对抗，清朝也未加干涉征服，为对台湾的封锁，满清官吏竟然采取跟明朝同样的迁海海禁，而满清占据台湾之后，竟然也实行限制移民的政策，对海外贸易也仅限于朝贡，继续维持一个农业主体的社会，中国为何与十七、八世纪大航海时代差肩而过，以致于日本经过维新进窥台湾，清朝才派沉葆桢巩固台湾，却已经无法挽回局势，想了解西方帝国涌向中国，采取武力通商的方式，就必须从十六世纪海外华商的发展情况理解。 公元1500年以后的华人海外活动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华人社会。 马尼拉 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和中国沿海贸易发展的结果，闽南人的贸易命运发生了剧变。马尼拉在西班牙人的占领下，在不到三十年内，华人人口上升到万人左右，如将混血儿合并计算，可能还要多些。这是第一个真正庞大的海外华人社会，是十六世纪最大的一个。当西班牙人在马尼拉觉得华人的存在对它是威胁时，就进行大屠杀；而在巴达维亚，1740年(干隆五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葡萄牙人到中国来之时恰值明朝贸易政策几乎崩溃之际。非官方的华人贸易和外商贸易已超过了朝贡的官方贸易。因而，当广东的官员因葡萄牙人不属于来华朝贡之列而予以拒绝，而葡萄牙人又决心进行这种贸易，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之时，这给闽南人的以极大影响。跃跃欲试的闽南商人随时准备追上从海上驶过他们港口的葡萄牙人做生意，即使这种贸易是非法的，但无能的官员很少制止。 同时葡萄牙人及其伙伴发生纠纷的混乱状况不断发生，终于使朝廷中一些认真的官员力图实施禁令，由此引起的骚动导致闽南一些曾暗中参予这种海外贸易的知名人士起来反抗，也引起了日本和其它非法商人的反抗。而这个时间又正好遇上日本国内连年发生内战，因而有许多日本浪人可以雇用来从事非法活动。这种抵抗从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到1570年(隆庆四年)间在中国南部沿海形成一连串的中日战斗。特别在1552(嘉靖三十一年)至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间，中国沿海四省连续不断遭到攻击。虽然明朝最后获胜，但也接受了教训，终于在1567年(隆庆元年)取消了海上贸易禁令，这时正值西班牙人登陆菲律宾，比西班牙人定居马尼拉时仅仅早了五年。 但华人定居马尼拉，对西班牙人和华人来说，终究是个负担和不安定因素。部分原因是受所谓“倭寇”袭掠中国年代所形成的中国沿海情况的影响。当时尚有几帮大的海盗在骚扰中国沿海一带，其中以林凤为首领的一帮于1574-1575年(万历二年至三年) 间，因在台湾受到明朝围剿，南航拟奔取马尼拉。林阿凤差一点就成功了，这大大地提醒了西班牙人他们的处境仍然非常危险。但他们也从而了解到一些有关明朝的情况。明朝的沿海官员表示愿意协助西班牙人打垮林阿凤一伙，并对西班牙的胜利由衷高兴。有两批明朝官员访问了马尼拉，其中第二批确曾带来朝廷同意西班牙人来华经商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他们对那里的华商集团漠不关心。给西班牙人的明确信息是，这些海外华商经营的是名符其实的私人贸易，他们完全可以为西班牙所用来增进其对华贸易的利益，以及他们在东南亚企业的利益。同时，因为华人的人数越来越多，需要对华人聚居地小心地控制。于是就在1582年(万历十年)划出一个特别区即“贱民区”作为华商居住区时， 1600年，人数到达25000人，1603年，西班牙人对华人的疑惧导致一次冲突，大量华人被屠杀。幸存者中，据说有600人返回中国，只有500人留了下来。 1603年大屠杀之后，人数剧减到500人。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没有经过多久就有更多的闽南船舶，装载着更多的华商到来，因而华人人数又增加了，显然中国人口的压力越益严重。再经二十年，华人在菲律宾的人数达到3万。因为西班牙的政策时常改变，尤其是受1620(泰昌元年)到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间中国政策不稳定的影响。西班牙人学会了每年仅依靠来往中国的有限船舶就能生活下去。而且，他们自己的华人混血儿社会已经稳步成长到能经营中国贸易。这样，在马尼拉以及菲律宾其它地方的华人社会的性质就改变了，划分为两个互有关系但完全不同的社会：一个是侨居华人社会；另一个走出华人的混血后代所组成的士着化了的社会，他们中许多人仍然和侨居华人合作从事他们祖乡福建的贸易，但是他们的后代正在变成为未来的菲律宾人。 十七世纪中，荷兰人除了占领台湾，驱赶在基隆的西班牙人，在巴达维亚有另一个庞大的华商社会，后来发展到比在马尼拉的还要庞大，这又是荷兰政策蓄意造成的结果。因为他们想利用华商在马来群岛、印支沿岸及日本业已形成的商业网来垄断东亚和东南亚贸易。他们欢迎华人的合作，并千方百计利诱华人脱离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条得到荷兰支持的华人社会连锁网发展起来了，该网遍布于巴达维亚以及东至摩鹿加，北至暹罗，东北至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地区。当葡萄牙人被逐出马六甲及摩鹿加而困处澳门时，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就像西班牙人治下的马尼拉一样，控制了东南亚最大的华人社会，并利用他们来巩固其海上帝国。 长崎 十六世纪到日本去经营贸易的华人侨居者不必和一个既不可靠而又推行扩张主义的西方强国打交道。 封建藩主因其港口距中国南方各省较近，为了获利，易于和那些热衷于经营的华人接触，曾维持一种非官方的贸易。他们自己的船舶和商人开始远航绕过中国而找到通往东南亚各港口的航线。 当十六世纪中叶，中国的海上贸易禁令雷厉风行时，受到直接影响的日本和中国商人联合起来劫掠中国沿海口岸。他们利用浙江和福建一些近海岛屿作为劫掠基地，但真正用作组织大规模袭击基地的则是九州的岛群。 明朝对“日本人”(即“倭寇”)不予宽恕。当贸易禁令于1567年 (隆庆元年)废除时，禁止对日贸易仍继续有效，这就意味着侨居日本的中国人不能回国，日本商人也不能直接与中国贸易。 早在十七世纪初就有过这种与日本非直接贸易的极好例子。南安(在泉州)的冒险家郑芝龙，他是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曾到澳门去投奔他的母舅，改信了天主教，随同澳门的船队前往九州。在平户，他服务于闽南颇为成功的商人李旦，并娶一日本妻子。李旦死后，就接管了他的商业和航海帝国，可见当时在平户必定有一个闽南人小社会集团。另一闽南人叫颜思齐的，据说在平户起初是开裁缝作坊，后来赚了钱，在郑芝龙到来之前就创立了一个航海帝国。还有证据足以证明，在长崎以及长崎附近的许多港口都有零散的华商或华人冒险家集团。 十七世纪初期，当新的幕府首领德川家康重新统一了日本并将其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之后，荷兰人来到了九州。德川家康很快认识到从事中国贸易有巨利可图。他没有把贸易让给葡萄牙和荷兰去竞争，而是决定日本商人应吸纳中国人来帮忙。于是引进了一套新的贸易许可证制度以削弱欧洲人对贸易的支配地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旦和郑芝龙建立了他们的海上势力，台湾岛先后为中国人、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用作贸易基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中，澳门、马尼拉、漳州的月港 (海澄)(十六世纪时漳州代替泉州成为闾南人的贸易港口)、厦门 (在郑芝龙的影响下，十七世纪成为闽南新港口)、台湾和九州这些港口的贸易已非小商小贩所能插手。欧洲人的到来建立起长程贸易新规模，因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得到他们各自王室的支持，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作后盾。对此日本幕府决定给予日本商人提供全力帮助是切合实际的，只有东南边陲一隅的闽南人得不到官方支持。 郑芝龙在其大家族及闽南同乡人的支持下，通过成功的贸易，也依仗军事上的和外交上的灵活手腕，才得以维持他庞大的海上势力。在九州，情况一直是不稳定的，直到德川家康的孙辈时，日本类中国政治导致完全闭关自守的政策。一切对外联系断绝，葡萄牙人及他们的舰队遭到驱逐，而到1641年(崇桢十四年)时，只有长崎一个港口还对中国和荷兰船舶开放，本来不过是一个渔村的长崎，因为葡萄牙人的贸易和传教而变成重要港口，这段不平凡历史常为人们称道，这可以解释西贡、香港、新加坡等东南亚城邦经济日后分别崛起的理由，来自中国朝廷坚持农业经济的政权。 这一时期较其它时期更为明显的是，郑氏的舰队像海上帝国那样实施控制。而清朝把沿海居民迁往内地的政策对他们是一种帮助。这种政策延续了二十年(清康熙元年至二十一年，即公元1661年-1681年)， 使得郑氏在衰落时期也少有竞争者。在这一时期中，长崎的官方开始对华人严加监督，并密切注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但华人仍相对自由地可以住在日本人中间。至于那些尽忠于明朝而逃亡至日本的华人，他们觉得归化为日本人更好，并因而没有和众多的闽南人归为一类。当郑芝龙的海上帝国崩溃，而台湾于1683年(康熙二十三年)被清朝海军占领，沿海居民又被允许出海时，这个时期对在日本的闽南人来说是一个高峰期。到1687年 (康熙二十七年)，来自中国的船舶超过100艘 。 从1949年起，中共政权建政，因政治上效法苏维埃共产制度，并始终与北方苏联维持同盟与和平关系，使得『北方对抗』因素持续消失，因此仍可采取拒绝海外私营贸易的体制，同时比明朝的封锁管制更为严厉，是彻底的停止私人资本贸易，终使得垄断制度的弊端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同时因治安稳定，人口急速膨胀倍增，使得明清以来的农业经济问题，再度浮现，但是并没有改变一个农民政权的思维方式，直到约1980年代内部的制度改革开始，1990年起，香港的回归和东欧变动及苏联瓦解，北方的对抗完全消失，才开始全面对外开放。 原来的国民政府被迫迁至台湾，俨然明末清初郑成功海上政权的对峙局面，所不同的是中国承袭自民国的版图，加上一个外蒙古缓冲国，使中国与北方巧妙的维持了一个对峙和平局面。对台湾的国民政府来说，等于继承了郑成功于清初时期的海上优势，韩战给蒋介石父子有了重整的喘息，金门炮战后确定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台湾开始走上另一条经贸发展的路，继日本之后，与香港、新加坡、南韩并列四小龙，分享美国与欧洲市场，受中国对美封锁之影响，不可为不深，因而当1990年中国开放以后最需要腹地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纷纷回归大陆市场，俨然回到宋、元时期的局面，日本龙头地位衰退，迄1997年东南亚经济风暴发生，亚洲四小龙光环耀眼，从邓小平去世那年起，中国经济贸易持续跃升成长，然而，贫富差异、贪污腐败、区域落差加上环境恶化等等因素，使得整个经济提升成为社会问题，八亿农民及农业农村的出路，在几百年后始成为公开的问题，于是，海外贸易有可能再度被质疑，或者以政策或者以路线被反对，类似郑和的 『公营』贸易可能会因新领导人上台重新恢复，或者会像海禁一样嘎然而止吗？ 不需要『北方的对抗』发生，中国人口和资源条件的恶化，已经突破临界点无法回头，否则不需要执行严厉而的『一胎化政策』，南北资源的分配取代为；将『统一整体』作为一种最佳化资源分配，也就是这种供应中央的需要，必须更加严格执行外贸收入归国家统一，答案就是国有企业必将复活，尤其在激活对外交战或者所谓的统一战争时，必然归于官营节制，虽然台湾商人，目前已经与大陆间建立起分享市场的贸易，同时世界的市场对中国同步开放，可以阻止这种对外战争的发生，但是无法保证这种传统思维的复活，同时，中国农业经济制度，若不能实时转变随市场经济过渡，届时，若发生以经济版图分割的政权方式替代中央集权，也就不稀奇了。